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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文化名片之蕃坊 
发布者:xiexingqing  发布时间:2010/4/29 23:35:10 查看636次   字体:[] [] []
2010/04/29 16:20:44 来源:奥一网 作者: 评论 0条[查看评论] 手机看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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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宋代中国的“洋人街”,它所见证的万国来广,所代表的广州海外贸易繁荣,即便纸上读来,依旧令人心驰神往。

唐代,广州有外港和内港,外港为屯门和扶胥港,内港为兰湖码头和光塔码头。其中兰湖码头在今流花湖公园附近,由佛山、北江、西江来广州的旅客,多在此登陆,所以应属一个内河水陆码头。光塔码头在今光塔街一带,“是商船所停集的港口,也是为中国商货与阿拉伯货汇萃的地方”。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,广州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国际大都市,在这里停留甚至定居的外国人越来越多,他们大多数落脚于光塔码头一带,不少逐步建立居处。广州人称外国侨民为“蕃客”,这一带也就称为“蕃坊”。

聚居于“蕃坊”外国侨民中,有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大食(阿拉伯)人。大食国是在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创立而崛起的,到8、9世纪进入了极盛时期,其版图东迄中亚细亚和印度北境,北到西西里岛及意大利南端,西经非洲北部而达西班牙,是一个横跨亚、非、欧三洲的强大帝国。它利用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条件,以开展对外贸易为基本国策,大力鼓动和支持大批外国商人来广州同中国互市贸易。有位商人叫伊本瓦哈卜巴士里(Ibn Ivahab al-Basri),于870年从大食国乘海船到达广州,876年从广州北上,走了两个月才到长安,为僖宗所接见,向僖宗介绍了阿拉伯的情况。僖宗听后对他说:世界有五个王,伊拉克最富有,是“众王之王”;中国是“人之王”;土耳其是“猛兽之王”;印度是“象之王”;比生司(Byzance)是“美男子之王”。当时来广州的大食人之中,就有来传教的伊斯兰教徒。其中最著名的,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大弟子艾比·宛葛素,他于622-628年之间奉穆圣之命来华传教,在穆斯林聚集之地建了一座怀圣寺。所谓“怀圣”,是为怀念圣人穆罕默德的意思。据说,穆罕默德对古老中国文化相当景仰,他的一句“圣训”在教徒当中流传:“学问,虽远在中国,亦当求之。”宛葛素正是遵照这一“圣训”来中国的。在怀圣寺建成后不久,宛葛素即“归真”,他被葬在了广州,墓地就在今越秀公园对面的先贤古墓。

怀圣寺中有座光塔,可起商舶导航的作用。方信孺《南海百咏》记述:

蕃塔始于唐时,曰怀圣塔。轮囷直上,凡六百十五丈(按应是六百十五尺之误),绝无等级,北颖标一金鶏,随风南北,每岁五六月,夷人率以五更登其绝顶,叫佛号,以祈风信,下有礼拜堂。

据此可知,光塔具有测风向的功能。每当外国商船于每年五、六月间乘西南季风来广州的时候,伊斯兰教徒即登上塔顶,“以祈风信”,希望自己国家的商船顺利到达广州港口停泊。同时,光塔在夜间燃灯,为光塔、兰湖两码头的商船夜间航行和停泊导航。可以说,光塔实际上是广州港最早的灯塔。

对于居住在“蕃坊”的伊斯兰教徒生活,来自大食国的苏莱曼在《东游记》中这样记述:

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靡集者,曰广府(Khanfu),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,教堂一所。……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,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,依回教风俗,治理回民。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,朗读先圣戒训。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。判官为人正直,听讼公平,一切皆能依《可兰经》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。故伊拉克商人来此者,皆颂声载道也。

可见,唐朝对“蕃坊”有一套管理制度。首先是从居住在那里的伊斯兰教徒中选出一人,作为“蕃长”,其职责主要有两条:一是对“蕃坊”进行管理;二是招邀蕃商来华贸易。蕃长在实施“蕃坊”的行政管理时,应根据侨居国的法令和本国的惯例行事。按照《唐律疏议》规定;“诸化外人,同类自相犯者,各依本俗法,异类相犯者,以法律论。”就是说同国籍侨民犯法,可按本国的惯例处理;不同国籍的侨民互相斗殴或串同作案,触及刑法时,则按侨居国法律处理。关于外侨财产的保护,地方官亦有简单的规定:凡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人,如不幸死去,其财产在三个月内家属不来认领者,则全部入官。元和十二年(817年),岭南节度使孔戮考虑到海舶受季候风的影响,一年才能往返一次,因此规定不受三个月为期的限制,这也是保护外侨利益的一种措施。另外,外侨可以同华人通婚,但华人不能跟随外侨回国,所以当时有许多外侨在中国娶妻生子。这些制度,使外国侨民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,所以“皆颂声载道”,来广州经商和居留的人数不断增加,居住区域不断扩大。这些留居广州的外国侨民,除了大食人,还有波斯人、天竺(印度)人、狮子国(斯里兰卡)人、真腊(柬埔寨)人、占婆国(越南)人等;除了伊斯兰教徒,还有犹太教徒、基督教徒、拜火教徒等;既有商人和他们的家眷,也有作劳力的奴仆;既有大量“家资数百万缗”的富翁,也有一些一贫如洗无力返回家乡的穷人。总而言之,外国侨民数量之多,比例之大,实在是惊人的。本地居民与“海中蕃夷、四方之商贾杂居”,有些“蕃客”久居“蕃坊”,逐渐与当地人互通婚姻,落地生根。

苏莱曼《东游记》又说:“中国、印度至是时,仍无一人信回教。”即使如此,“蕃坊”对珠江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仍是巨大的,它给广州的城市布局与社会生活带来新的景象。在唐代,城市均为严格的封闭式“坊市制”,“坊”为居民区,“市”为商业区,例如长安的“东市”、“西市”等,商店都集中在市里,所有交易只能在市里进行,而且只能在白天进行,入夜即终止,这种管理制度成为城市商业发展的障碍。而“蕃坊”一带,“任蕃商列肆而市,交通夷夏,富庶于人,一无所阙。车徒相望,城底洞开,于是人人自为家给户足”,即不受分肆列市的限制,可临街设店,出现了店肆行铺林立的城市景观,这种模式逐步推广于整个广州,开创了中国商业城市格局之先河。

乾符六年(879年),黄巢起义军攻进广州。据大食地理学家苏莱曼《中国印度见闻録》记述:“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,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,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、犹太教徒、基督教徒、拜火教徒,就总共有12万人被他杀害了。这四种宗教徒的死亡人数所以能知道得这样确凿,那是因为中国人按他们的人(头)课税的缘故。”繁盛一时的“蕃坊”从而不复存在,只留下怀圣寺中的光塔以及桂花岗的清真先贤古墓供后人凭吊。这一记述也说明,唐朝在广州“蕃坊”以及其他城区居住的外国侨民,仅伊斯兰教、犹太教、基督教、拜火教的教徒就达12万人以上,按此估计,当时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及侨民的总数应有20万人,唐代广州的开放程度,由此可见一斑。这些外国侨民与广州市民共同打造的“蕃坊”文化,将永远载入珠江文化史册。

编辑:郑洁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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